烟草一直是一个具备争议的话题，前段时间王德峰教授在深圳吸烟讲课的视频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，包括2023年谣传烟草在9月1日开始涨价的消息也是甚嚣尘上，烟草总公司不得不出示公告进行辟谣。

今年3月5日，财政部公布2024年国防预算为16655亿人民币。

3月6日，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消息：2023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5217亿元，同比增长5.6%；实现财政总额15028亿元，同比增长4.3%，实现税利总额和财政总额创历史新高。

消息一经发布，众多舆论不期而至，烟草与航母数量的换算、中国烟草与军费预算对比再度传播开来。“烟草贡献基本覆盖军费开支”也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。

众多网友调侃：我抽的不是烟，而是射向敌人的子弹，你不种我不种，前线没油谁来送。你戒烟我戒烟，导弹没了谁来填。你不抽我不抽，航母坏了谁来修。

而每一包你所抽的烟中，军费或者烟草的税收又是什么样的构成呢？

有报告显示，2020年一包卷烟加权平均的零售价格为18.69元，其中平均消费0.52元的烟叶，为烟草行业职工发了0.87元工资，为国家缴了9.05元的税，也即一包烟的税占比为48.4％。

其中成本为6.12元，占比约三成；利润为3.72元，占比约二成。

2020年我国一包烟的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为48.4%，不仅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75%水平，也低于基于我国烟草税制和市场结构结算出来的理论税负水平54%。说明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。之所以烟草行业能获得如此高的利税，是因为我国烟民基数大，将近3亿烟民支撑起了万亿税收。

英国作为全球烟草税最高的国家，达到了惊人的82%，虽然高额的税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，但高昂的烟草价格增加了非法烟草贸易，给烟草管理治理带来巨大挑战。

所以烟草税的提升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简单问题，而是包含了控烟、公共卫生、财政收入等系统性的复杂工程。

我国在1994年开始征收烟草消费税，1998年、2001年、2009、2015年分别进行过上调整，烟草消费税政策不断被完善。2015年5月10日起，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%提高至11%，并按0.005元/支加征从量税。距离上一次调整已经过去9年，尽管2015年提高消费税后短期内抑制了卷烟消费，但长期来看效果有限，且烟草税负未能有效转化为零售价格提升，市场一度出现了提税不提价现象。

在48.4%的税收中，65%为消费税，24%为增值税，10%为附加税，1%为烟叶税。虽然消费税已经是占据了65%，作为主要的税收来源，用来调控价格从而减少烟草消费，即便如此，我国成人吸烟率的控制并未如预期般有效下降。

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报道：2022年，中国因吸烟致死的人数已超过100万人。与吸烟密切相关的癌症为中心型小细胞肺癌，关联性高达95%以上。此外，我国的肺癌发病率及死亡率位列全球第一，肺癌五年生存率不超过30%。亟需通过更有效的控烟举措来降低肺癌死亡风险。

《“健康中国2030”规划纲要》中更是强调，全面推进控烟，到2030年，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%。

而要到达这一目标，2030年卷烟平均价格要达到每包59元，这也是网上热搜一时的“专家建议卷烟每包59元”的支撑来源，让消费者切实感受到“税痛感”，可以减少低收入群体，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购买行为，推动烟民结构的转变，这是起正向作用的干预措施。

提高烟草税是一个复杂的政策选择，它涉及到公共卫生、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等多个方面。为了实现控烟目标，同时增加财政收入，需要科学制定和实施烟草税收政策。这包括合理确定烟草税的提高幅度，加强执法和监管以打击非法烟草贸易，以及考虑到不同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。

未来烟价的走向趋势必然是向着高价走，只有通过综合措施，才能更有效地控制烟草消费，降低吸烟率，实现健康与经济的双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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